文物多姿多彩，典籍翰墨飄香。這個暑假，很多深藏于大學校園的文化寶藏向社會開放。各界民眾尤其是中小學生紛紛走進高校博物館，與文明對話，聽金石傳聲；或細覽校園古建筑，感受文脈悠遠，品味歷史厚重……同時，我們也需正視這樣一個現實：大部分高校文博場所的開放均有預約、限流等限定條件。

大學校園里，到底藏著什么樣的文化瑰寶？如何讓其真正敞開懷抱，從珍藏走向共享？本期，教育周刊以兩個整版篇幅推出專題報道，剖解高校文博資源守正與出新的時代命題。

讓我們一同駐足清華學堂、復旦大學相輝堂、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中國農業大學昆蟲博物館等特色場所，感受大學發展的歷史進程與學術星火，見證一磚一石、一館一物如何淬煉成大學精神的永恒坐標；讓我們共同聚焦高校開放文博資源的現狀與實踐，直面現實之困、探求破題之策。我們希冀——每一座學府殿堂都能成為公眾可抵達的精神家園，每一份校園瑰寶都能成為全社會共享的文化養料！

清華學堂：百年建筑里的文化脈動

八月的清華園草木蔥蘢，一幢式樣別致莊重的小樓引得游人紛紛駐足。青磚紅瓦、坡頂陡起，西式拱券下刻著精美的中式云紋，述說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融匯中西”的文化追求——這就是清華園中最具標志性的建筑物之一：清華學堂。

“別看只有兩層，但在清華早期建筑里可是‘鶴立雞群’！”手指著正門匾額上由清代大學士那桐手書的“清華學堂”四個大字，清華大學校史館志愿講解員王燕斌娓娓道來：1911年4月，由原游美肄業館更名的“清華學堂”正式開課，400余名學子的瑯瑯讀書聲掀開了清華百余年辦學歷程的第一頁。

“彼時，學子們風華正茂，身逢國家動蕩，皆以青春做伴奮力讀書，以求不負光陰不負國家。”推開厚重木門，隨王燕斌行走在學堂走廊里，仿佛在穿越一條時光隧道——走廊兩側懸掛的老照片里，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等大師的身影鮮活；教室的木質書桌旁，似乎還回蕩著大師們講課的清朗嗓音。

“1925年，清華在此設立新制大學部，開始招收大學一年級學生，并創建了清華的第一個研究機構——國學研究院，成為培養國學人才的搖籃。”邊走邊看，王燕斌的話語里滿是自豪，“梁啟超講授《宋元明學術史》，陳寅恪講授《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王國維講授《上古史》，趙元任講授《中國音韻學》，李濟講授《中國人種考》……不僅教室里座無虛席，連窗臺上都擠滿了旁聽學生！”

往日回蕩英文誦讀聲的地方，第一次發出了中華文化的聲音，也讓教育救國、讀書報國的種子深深扎根。此后，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學校，再到清華大學，走出一批又一批學術大師、興業英才、國之棟梁。

繼續漫步學堂，還有更多紅色基因在這里熠熠閃光——

1935年，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清華師生英勇地站在“一二·九”愛國運動的最前列，時任清華地下黨支部書記、中文系四年級學生、《清華周刊》總編輯蔣南翔在學堂地下室，執筆起草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告全國民眾書》，以一聲“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疾呼引發全國共鳴，這句著名口號，也成為“一二·九”運動的號角。

“清華人血脈中流動著的‘雪恥圖強’信念與生俱來,也始終與民族復興的進程血脈相連。”王燕斌感慨。

如今，跨越百余年光陰，清華學堂不僅依然朝氣蓬勃，還被賦予了更多新的作為與擔當——

學校推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喚作“學堂班”。修繕一新的清華學堂成為專用教學場所，一批國內外名師聚集于此，致力于培養未來學術的領跑者。

距它不過幾百米，清華百年校慶的標志性建筑被命名為“新清華學堂”。在那里，一場場精彩講座讓人文之光穿透校園、影響社會。

“清華學堂之所以是一代代清華人心中的文化寶藏，不僅在于建筑之美，更在于其見證了清華百余年風雨歷程，傳承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品格，以獨特的魅力述說古今、孕育未來。”王燕斌說。（記者 鄧暉）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歷經千年，弦歌不絕

湘江之畔，岳麓書院古木參天，綠蔭如蓋。這一融自然風光與人文底蘊、集教學科研與文博旅游于一體，歷經千年而弦歌不絕的古老書院，在文脈賡續中持續煥發活力。

走近書院，大門正上方高懸宋真宗御賜“岳麓書院”匾額。大門兩旁“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的對聯，是書院千百年來人才輩出的真實寫照。

岳麓書院創建于北宋，是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南宋年間，大儒朱熹與主持教事的張栻在此討論經典。臺上兩人往復論辯，臺下四方學子云集，“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朱張會講”開創了中國書院史上不同學派自由交流對話、相互質疑辯論的先河，展現了書院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開闊胸襟。

此后，岳麓書院歷經多次毀建，始終文脈不絕，先賢治學精神代代流傳。這里曾涌現出眾多風云人物：王夫之、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譚嗣同、蔡鍔、毛澤東、蔡和森、李達……他們以經世之才上下求索，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

穿過大門，沿中軸線可至書院講堂，右側為半學齋，取“半教半學、教學相長”之意。毛澤東青年時期曾寓居于此，推開窗戶，就能看到掛在講堂前的“實事求是”匾額，這對他“實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啟發。

“在全球范圍內，具有千年歷史的高等學府，最早多與宗教有關，而岳麓書院自公元976年建立就是教育教學機構，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亦屬罕見。”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黨委副書記謝豐看來，從岳麓書院到湖南大學的歷史演變，是中國高等教育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生動縮影。目前，書院開設歷史學、哲學、考古學等專業，開展本碩博學生培養；承擔國家級重大項目、國家重大文化工程項目二十余項。

2012年7月1日，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以岳麓書院為原狀陳列的中國書院博物館建成并正式對外開放，成為海內外公認的書院文物收藏、研究、展示和交流中心。書院持續發揮著文化普及、服務公眾等重要社會功能。

“作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岳麓書院的古建筑群及隨處可見的匾額、對聯、石刻等文物，都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謝豐表示，書院在做好文物保護前提下對公眾開放，每年還邀請海內外一流學者面向社會舉辦100多場公益講座，延續古代講學傳統。她認為，岳麓書院最大的特點是融文物保護、人才培養、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于一體。“由一大批專業學者在此組織開放交流和文化傳播的工作，為大家提供高質量的文化產品，這是非常獨特的。組織學生參與這些工作也成為書院特色育人實踐。”

“在古代，書院是讀書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今天，書院文化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之一。”謝豐說，作為中國自古以來教育領域綿延不絕的文化符號，岳麓書院將繼續以“傳道濟民”為宗旨，培養心系國家的青年英才。（記者 張亞雄）

復旦大學相輝堂：莘莘學子的精神燈塔

復旦大學邯鄲校區，一座青磚黛瓦的建筑靜靜矗立。它見證了八十多年的歲月流轉，承載著無數復旦人的集體記憶——這就是相輝堂。從抗戰烽火中誕生的禮堂，到如今的文化地標，相輝堂如同一部厚重的史書，記錄著復旦大學與家國同行的足跡。

相輝堂的前身可追溯到復旦大學第一學生宿舍，由時任校長李登輝1918年赴南洋募資，于1922年建成，卻在淞滬會戰中毀于日軍炮火。1946年，時任校長章益為感念李登輝對復旦的奉獻，向校友募集黃金30余兩，在原址廢墟上建起一座兩層禮堂，命名“登輝堂”。1947年7月5日，76歲的李登輝在此發表最后一次演講：“服務、犧牲、團結，是復旦的精神，更是你們的責任。”這句話從此鐫刻進復旦人的基因。

1985年復旦大學八十周年校慶之際，這座建筑迎來重要轉折。為同時紀念李登輝與馬相伯兩位創校先賢，學校將其更名為“相輝堂”。馬相伯毀家興學創辦復旦公學，李登輝則奠定“博學而篤志”的學術根基，新堂名巧妙融合二人之名，更寓意“精神相映生輝”。歷史學家周谷城題寫的新匾額懸掛門楣，歷史在那一刻完成了傳承與升華。

作為復旦現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相輝堂見證了無數重要時刻：1954年，學校在這里舉行了建校49周年慶祝大會暨第一次科學討論會，時任校長陳望道在致辭中提出“校慶種種活動，以促進科學研究為中心”，自此，校慶學術報告會成為復旦的傳統。改革開放后，多國元首和眾多國際名人到訪復旦，也都曾在相輝堂駐足、流連。

相輝堂的獨特魅力在于它始終“活”在復旦人的生活中。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里曾是校園電影文化的中心，《舞臺姐妹》《紅樓夢》等電影場場爆滿；90年代后，它轉型為多元藝體活動的舞臺：世界杯期間化身“球迷圣地”，學生守在300英寸投影儀前搭鋪過夜，“一二·九”歌會、十大校園歌手賽的琴聲在這里回蕩；復旦劇社在此排演《雷雨》等經典劇目，觀眾久久鼓掌、歡呼的熾熱氛圍令人印象深刻……這座建筑早已超越物理空間的意義，成為復旦人情感聯結的符號。

隨著時光流逝，校園里拔地而起的眾多新建筑逐漸取代了相輝堂曾經的作用。直到2018年，這座承載著幾代復旦人記憶的建筑，在“修舊如舊”原則下重獲新生。修成開幕后，這里舉辦了為期三天的“音樂點亮人生”大型表演，相輝堂也完成了從歷史地標到現代文化空間的完美嬗變。

從戰火中的精神堡壘到新時代的文化坐標，相輝堂銘刻著復旦大學“團結、服務、犧牲”的精神密碼。在這里，歷史從未遠去，未來正在書寫。（記者 唐芊爾 顏維琦）

中國農業大學昆蟲博物館：探索昆蟲世界的無窮奧秘

清代的蟲子會不會比現在體型小？竹節蟲會不會裝死……這些天馬行空的疑問，在推開中國農業大學昆蟲博物館大門后，就會得到解答。

上午9點整，玻璃門緩緩推開，小朋友們像好奇的小蜜蜂般簇擁著扎進了博物館。場館里，家長們舉著手機錄視頻，孩子們則趴在玻璃上，鼻尖幾乎要貼到標本上。

中國農大昆蟲博物館分展示館、干制標本館和液浸標本館三大組成部分，收藏有各類標本350余萬號，其中包括7000余種模式標本，位居全國第二、國內高校首位。

在干制標本館密排柜里，一枚1857年采集的瓢蟲標本靜靜躺著，這是原北京農大昆蟲學系主任劉崇樂院士收藏的昆蟲標本，也是館藏最古老的標本。

展示館的珍稀昆蟲展臺前，總圍著層層疊疊的人群。一米長的中華旌蛉3D打印模型擺放在圓形展臺中央，長度足有體長三倍的后翅斜著指向天際。

“中華旌蛉的模式標本體長只有指甲蓋大，是我校昆蟲學系楊集昆教授1986年在云南采集的。”該博物館館長助理楊皓然指著模型前翅上的翅脈，“我們用3D打印技術將其放大了20多倍，孩子們才能看清它的脈絡。”

在“極限昆蟲”展區，能看到中國最長的竹節蟲——廣西佛（見圖1），其最大個體將前足和后足拉直足有64厘米長，總有人伸手比劃：“比我家貓咪還長！”

昆蟲博物館由中國農業大學各學院學生組成的志愿服務團運營。在志愿者的講解詞里總藏著此類“獨家爆料”：“這個蝗蟲標本，是去年學長在新疆野采時，追著跑了半畝地才抓到的……”

“博物館由學校植物保護學院進行業務指導，植保學院學生參與昆蟲標本采集、鑒定與制作。”楊皓然介紹，昆蟲博物館運營團隊會從這些自全國各地采集來的標本里選取精品，在館內展示，實現展品不定期更新。目前，該館實際日均接待量突破2000人次，在社交媒體累計吸引超百萬人討論，穩居海淀區博物館熱度榜前十。（記者 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