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南京照相館》海報截圖
硝煙籠罩的南京城，一間普通的照相館在1937年的寒冬奇跡般幸存下來。當日軍攝影師軍官挾著記錄侵略暴行的膠卷到來時，這個本應消逝于戰火的特定空間被賦予了荒誕而沉重的歷史使命——它既是侵略者起初炫耀“戰功”、后來制造虛假“親善照”的洗印工坊，更是一群中國平民守護屠殺罪證的秘密戰場。導演申奧在《南京照相館》中以這把歷史的“雙面刃”剖開了南京大屠殺的至暗時刻，讓顯影液中的微光成為照見人性之美與民族氣節的火把。
血染的膠片：從歷史真實到藝術重構
影片的創作基底取材于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真實罪證影像。編劇許淥洋、張珂、申奧三人源于歷史素材，創作了一個具有戲劇張力、類型化敘事的群像故事：沒能隨郵政局逃離南京反而免于一死的郵遞員阿昌（劉昊然），被只會拍照不會洗印的日本攝影師誤認為是照相館學徒，而真正的照相館主人老金（王驍）一家四口躲在照相館的地下室里避難。翻譯官王廣海（王傳君）一面為日軍服務力圖保住自己及妻兒的性命，一面又為了演員情人林毓秀（高葉）能拿到通行證而謊稱她是阿昌的妻子，讓她搬進了照相館。曾經救了毓秀一命、原本是南京警察的國軍雜牌軍“逃兵”宋存義（周游）也被毓秀偷偷帶進了這個偏安之所。這一群人成為了命運共同體，他們開始是為了活下去而忍耐著茍且生存，但隨著一次次看見洗印的照片里的影像，人的良知和樸素的民族情感讓他們逐漸發生著改變，變得可以為了一些超越個體生死的事情而冒險乃至犧牲。
不僅是群像人物的構建，人物的變化軌跡與成長弧光，以及故事的起承轉合、反轉與伏筆的設計也動了很多腦筋。兩個明顯的例子：一是圍繞“洗印照片”的情節設計豐滿曲折，這里不僅有著表面和內里的雙重意味，而且，從一開始日軍攝影師不會洗印照片所以要照相館協助，阿昌通過與老金的雙簧戲逐漸學會洗印技術，到日本派來了照片洗印師，但很快就被逃兵宋存義舍身報恩殺死，再到日軍攝影師學會洗印后陰險得要“借刀殺人”，這一整套情節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又不乏合理的反轉，主要人物在這樣的動作線里有了扎實的成長支撐。二是圍繞通行證是“生的施舍”還是“死亡陷阱”再到兼具了“生的抗爭”和“帶出照片的機會”的設計，否定之否定地螺旋式上升，體現了荒誕與悲痛的同時，也建構了崇高。
在這樣的人物與情節的藝術重構下，影片所提供的情緒價值也在發生著悄然的變化。從恐懼，到悲痛，再到抗爭，直至微觀的勇敢振奮與宏觀的勝利鼓舞融合在一起，高揚起“勿忘歷史，吾輩自強”的反思性與勵志感，實現了歷史與當下、個體情感與民族精神的聯通。
照相館：避難所、抵抗地與記憶池
《南京照相館》對空間的建構與運用頗具亮點。照相館小中見大，意義豐富，不僅還原真實歷史、承載情節發展，而且被賦予了三重象征意義維度：
其一，是生死避難所。照相館的地下室與暗房結構為平民提供臨時庇護，其存在本身即構成戰爭荒誕性的證明——侵略者需要被侵略者的技術完成暴行宣傳。外部的血腥殺戮與內部的暫時平靜之間形成了巨大的戲劇張力。照相館的前臺、客廳、臥室，與隱藏的地下室，以及居于兩者之間的洗印暗房，形成了形態豐富的內部空間，兼具著歷史的真實性與意義的隱喻性。
其二，是抵抗策源地。相機從記錄工具蛻變為反抗的盾牌和武器，照片從生活瞬間的定格蛻變為侵略者的罪證。暗房紅光下，顯影盤成為沒有硝煙的戰場。當阿昌和老金顫抖著舉起顯現暴行的底片，鏡頭特寫中血漬仿佛要滴落觀眾臉頰，此刻膠片的物理載體轉化情感的神經突觸，電影片中“霧中風景”呈現出清晰的輪廓。照相館背景布上繪制的“長城”等風景平素里可能只是拍照的裝飾物，而在片中特定情景下成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讓”這個樸素卻又具體的情感投射對象。毓秀將罪證底片縫入旗袍戲服的動作，讓個人演員夢想升華為文明基因的傳承容器；洗印照片的藥水如硫酸一般成為武器澆在了日本攝影師的臉上；老金最后時刻拿著照相機像拿著槍一樣忘我拍照并激情大喊“老子就是拍照片的！”——這些原本只是個體平民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場景與言語，在此刻共同編織成了民族抗爭的經緯畫卷。
其三，是歷史記憶池。視覺上，極具痛感的南京大屠殺的場景，在電影里不僅是細節的真實，更是歷史記憶的真實載體。侵略者殘忍殺戮與照片洗印細節的對應與反差，普通南京市民在戰爭前的生活照與戰爭中悲慘命運的交叉剪輯，侵略者鏡頭下南京城空鏡風景與有人的地獄一般的場景的對比，這些都讓照相館與南京乃至中國形成了互文關系：苦難從家國落到小民，抗爭從小民再上升到家國。
記憶不僅是視覺的，也是聽覺的。電影中照相館空間封閉性并未削弱歷史厚重感，反而通過聲場設計強化了壓迫感。很多場景中，電影都構建出了多層聲學結構：表層是槍聲、皮靴聲與照相機的快門聲；中層是角色壓抑的呼吸與心跳；深層則縈繞著南京民眾哀嚎與城市建筑燃燒或者倒塌的殘響。多種聲浪在銀幕上交匯轟鳴，完成對侵略者“親善秀”最尖銳的聽覺解構。同時，電影里與日語并置的中國話，包含了國語、南京話、常州話、上海話、山東話等，也在眾生的鄉音里承載著歷史的鄉愁。
人性光譜的顯影術：從歷史傷痕到和平宣言
影片超越傳統戰爭片二元敘事，在生死夾縫中展開復雜的價值倫理建構。劉昊然飾演的郵差阿昌呈現了最具普遍意義的蛻變軌跡。初入照相館時佝僂的脊背、游移的眼神，勾勒出亂世中的“精致利己者”。轉變始于暗房內外的步步覺醒，這種遞進式設計拒絕英雄主義的神話，而是真實地讓觀眾見證良知如何一寸寸壓倒生存本能。
王傳君刻畫的翻譯官王廣海構成電影中最為復雜的倫理標本。他對日軍諂笑時抽搐的嘴角，獨處時灌酒的癲狂，塞給阿昌通行證時顫抖的喉結，拼貼出“合作者困境”中的靈魂撕裂。他為了私利放棄了大義，但也在宋存義用城磚砸死日軍洗印師時故意冷眼旁觀，在日本人要欺凌毓秀時出手對抗。當他對阿昌說出“我們不是朋友”時，與毓秀有關個人及國家前途爭吵時，既用悲觀利己的嘴臉撇清與普通同胞的關系，更是在表面的聰明和得意中有著對自身附敵行為的絕望確認。這種對灰色地帶的探索，使影片獲得超越簡單善惡評判的思想縱深。
對敵人的刻畫，電影也很深刻。看上去文質彬彬的日軍攝影師，隨著情節的發展演進，我們看到的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浸泡之下一頭“披著羊皮的狼”如何褪去偽裝。日軍軍團長寫下的“仁義禮智信”書法作品時定下的殘忍計策，可以說是對中華文明最惡毒的褻瀆，也是對侵略者“親善”與“共榮”謊言的揭穿，和照片一樣，這是侵略罪行的一種自供狀。
阿昌最后那一句說給日軍攝影師的“我們不是朋友”，平實又極具震撼效果。
電影避免了對苦難的簡單呈現，也不是情緒的單一宣泄，警惕為了蒼白空洞的口號構建出脫離真實生活的情節與人物。另一面更難能可貴：《南京照相館》沒有為了所謂的“新意”與“深刻”而美化侵略者，哪怕是面對敵人群體中較為獨特的個體，也不能把這樣的個體與受難抗爭的中國人民這個群體放在天平的兩端，去尋求虛偽的平衡。
影片有一處日軍收集長城磚、南京城墻磚修建紀念塔的細節尤為深刻，這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更深層的文化滅絕陰謀。那座用中國石塊筑成、至今仍被日本粉飾為“和平之塔”的建筑，恰與照相館內守護的罪證底片形成殘酷對照——前者試圖將征服物化為永恒象征，后者則證明暴行終將在真理之光下顯形。這樣的內容，使得影片超越常規反戰宣言，升華為文明存續的警示錄。
《南京照相館》的震撼力正在于用這樣的方式構建了記憶傳承的影像譜系。當片尾真實照片中的斷壁殘垣與今日南京梧桐蔭下的街景重疊，觀眾會懂得創作者的深意：“我們要展現的不僅是屠殺，更是普通人如何以微光撕裂黑暗。”那些縫在衣襟里的底片，那些在暗房紅光中顫抖卻依然抗爭的手，共同構成中華民族最堅韌的記憶基因。顯影終將發生，只要光還在，在軍國主義者還在否認歷史的當下，《南京照相館》以對真相的虔誠顯影，完成了對30萬亡魂的深沉祭奠，對抗戰勝利80周年的莊重紀念。
膠片或許也會褪色，時間的流逝中，我們該如何延續記憶？《南京照相館》給出的答案是：讓每個人成為顯影歷史的活性酶。勿忘歷史，吾輩自強。
（程波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副院長，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執行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