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小兵張嘎》公開發表60周年海報

徐光耀手書

《小英雄雨來》經典連環畫

管樺書札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80年前，在那場戰爭中，為了保家衛國，華北平原涌現出許許多多的小英雄，這之中，“小英雄雨來”“小兵張嘎”的形象最為人們所熟知，而《小英雄雨來》與《小兵張嘎》這兩部以兒童視角書寫戰爭的文學則成為幾代人心中的紅色經典。

值得提及的是，這兩部在中國文壇橫空出世的文學作品都完成于北京，也就是說，作家筆下塑造的以白洋淀蘆葦蕩為戰場、機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形象“小兵張嘎”和“小英雄雨來”都誕生于北京。

前不久，京城著名文史學者、信札鑒藏家方繼孝先生從收藏的手稿真跡中進行梳理、研究，最終證實“嘎子”“雨來”的落生之謎。近日，他懷著激動的心情，向北京青年報記者展示珍藏40多年的手稿并講述了這兩部作品的誕生。在他看來，這些作品不僅是作家對童年記憶與革命經歷的藝術轉化，更承載著特定歷史時期北京文化場域中，創作者對民族精神的深度挖掘與文學表達。

《小兵張嘎》誕生于大耳胡同15號

小說《小兵張嘎》的初稿，是徐光耀在1958年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創作室創作員時，于北京進行創作的。歷時三個多月，小說與電影劇本同時完成，二者均誕生于西城區大耳胡同15號。這部以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戰為背景創作的小說和同名電影出道即巔峰，成為經久不衰的抗戰文學作品。

方繼孝回憶，他與徐光耀先生在30年前開始交往，并結下忘年交。起初引起他注意的是徐光耀1958年日記里的一句話，“從今天起，開始寫中篇小說劉故得兒的故事。”日記最后還有一句話，“張故得兒的故事已經完成初稿。”方繼孝知道“故得兒”這詞在北京話里是“老疙瘩”“老兒子”的意思，在河北方言里還有調皮搗蛋的意思。《小兵張嘎》究竟是在哪里孕育出生的？方繼孝后來研讀《徐光耀日記》發現，小說《小兵張嘎》初擬提綱時的名字叫“劉故得兒”。梗概完成后，改為“張故得兒”。最后定稿時，書名《小兵張嘎》。2021年，徐光耀在紀念《小兵張嘎》公開發表60周年海報簽字并附贈手書時，向方繼孝確認，《小兵張嘎》是1958年1月23日開始創作，在北京西城延壽寺街的大耳胡同15號完成的。

創作《小兵張嘎》時，正值徐光耀人生低谷，然而他在北京胡同的方寸之間找到了救贖之道。在大耳胡同15號的南廂房里，他的思緒回歸最熟悉的抗戰記憶，他想起自己13歲參加八路軍，在冀中抗日根據地的槍林彈雨中成長，結識了眾多機智勇敢的小戰士；他想起《平原烈火》中那個出場短暫卻令人難忘的小偵察員“瞪眼虎”——一位挎馬槍、翹帽檐的趙縣小戰士。對這個人物，老朋友曾惋惜道：“怎么不涼不酸就拉倒了呢？”那一刻，創作沖動涌起。僅一個月，七萬字小說一氣呵成。

1961年秋，徐光耀與北京的少兒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對書稿進行了一些修改后，很快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隆重推出，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徐光耀深受鼓舞，于是他又將電影劇本《小兵張嘎》寄給北京電影制片廠導演崔嵬。崔嵬看過后，很興奮，決定拍攝。他當即把劇本油印幾份，分送給北京電影制片廠廠長汪洋和文化部主管電影工作的副部長夏衍。汪洋讀了劇本當即表示同意拍攝。夏衍看了劇本后，致信給汪洋、田方、崔嵬、歐陽紅櫻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體意見。

方繼孝收藏有當年夏衍手書的信札，是關于電影劇本《小兵張嘎》的閱后意見。夏衍在信中就改劇本提出了三個問題：首先指出這一類題材的戲，要在情節，特別是細節上防止“落套”，細節描寫上大可“創新”。第二是強調寫反面人物這個問題上“還沒有過關”，比如用現實主義的筆觸來寫正面人物，同時又用“漫畫式”筆法來寫反面人物，這兩種人物放在一幅畫面上是不調和的，也是不真實、不動人的，指出要注意寫反面人物的內心活動，千萬不要為了追求表面的效果，而損壞了全局。最后提出這個本子還可以精練一下，請編劇本著“一厘錢”精神（上世紀60年代國家倡導的勤儉節約理念，體現精打細算、提升質量、熱愛國家的品德風貌），再動動腦筋。并指出，最后打仗的場面，大可精減。

夏衍的意見，不僅對《小兵張嘎》劇本的修改、影片的拍攝，以及后來的成功上映，有著明確的指導意義，而且對于以后同樣題材影片的拍攝也有著深刻影響。正是有了夏衍這樣的老電影人的指導，這部由崔嵬、歐陽紅櫻聯合執導，安吉斯、張瑩、葛存壯、于中義主演的電影，在1963年攝制完成并全國公映后，立即引起了很大轟動，遠遠超出了小說原著的影響力，“嘎子”“胖墩”與“玉英”的形象，陪伴著幾代人成長。2005年，隨著22集同名電視連續劇以及同名動畫片的相繼播出，全國再次掀起“小兵張嘎”熱。2020年4月，《小兵張嘎》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小英雄雨來》手稿從還鄉河畔來到了北京

管樺原名鮑化普，“管樺”是參加革命后用的名字。管樺是河北豐潤人，1940年參加八路軍，入華北聯合大學文學系學習。后來任冀東報社記者，發表了第一篇小說《行軍》。1942年在冀東軍區政治部尖兵劇社任隊長、副團長。解放戰爭中，管樺曾寫了一些歌詞、劇本和中篇小說。其中話劇《勝利而歸》受到軍區通令嘉獎并榮獲朱德獎章。

1955年，正活躍于北京文藝界前沿的管樺在短篇小說《雨來沒有死》的基礎上，經過精心構思，創作了中篇小說《小英雄雨來》，講述了兒童團員雨來聰明勇敢地應對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跡。主人公“小英雄雨來”其實是抗日戰爭時期眾多冀東少年兒童的一個縮影，直到現在，依舊為人們所深深喜愛。管樺曾經回憶道：“每當夜深人靜，故鄉還鄉河的水影、蘆葦蕩里的槍聲便浮現在眼前。”

徐光耀與管樺的抗戰文學創作，深深植根于他們的戰爭經歷與北京的文藝土壤，得到雙重滋養。兩位作家雖來自不同地域，但共同的抗戰經歷與革命理想，為其日后在北京進行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他們將個人經歷升華為集體記憶，以文學的方式重構抗戰歷史。

管樺的童年是在唐山還鄉河畔一個村莊度過的。抗戰爆發后，他便開始給八路軍、游擊隊送雞毛信，上樹瞭望，發送情報。20歲的管樺參軍入伍后，作為八路軍隨軍記者，在冀東軍區從事宣傳工作。戰爭期間，他目睹了無數平凡百姓在民族危亡時刻迸發出的英勇精神。有一年春，管樺途經豐潤縣城北的上水路村時，恰逢日本鬼子來“掃蕩”，在這次“掃蕩”中，進犯至遵化縣與豐潤縣交界的魯家峪村的一股日軍抓住了一個孩子，卻被那孩子帶進了地雷陣里，炸死了許多鬼子，那孩子也壯烈犧牲了。1945年夏秋之際，冀東軍區八路軍某部攻打玉田縣城，管樺和尖兵劇社的其他幾位同志要去前線采訪，在城南莊負責給他們帶路的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不幸的是，那孩子被炮樓里飛出的子彈擊中了太陽穴，當場犧牲。這些真實的經歷和鮮活記憶成為他后來創作《小英雄雨來》的情感源泉。

在北京市文聯工作時期，管樺不僅寫出《小英雄雨來》，還從事歌詞創作，為兒童們寫了大量歌詞，創作出《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等傳世佳作，讓少年兒童了解民族歷史，珍惜新中國美好生活。

近年來，在管樺家人與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共同努力以及管樺陳列館的大力支持下，《小英雄雨來》這部曾在中國當代文壇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手稿，2006年從還鄉河畔來到了北京，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安家落戶”。2023年12月，《小英雄雨來》手稿被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文物定級委員會評為國家一級文物，得到研究、展示，真正長久地“活下去”。

嘎子和雨來從北京出發走向全國

從北京出發，這兩部作品走向全國，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它們的成功，既得益于作家個人的生活積累與藝術才華，也離不開北京作為文化中心所提供的創作環境與傳播平臺。徐光耀、管樺在北京的創作經歷，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段獨特而珍貴的記憶。

《小英雄雨來》最初以系列故事形式發表于《人民日報》（1954年），后經多次修改補充，于1956年結集出版。管樺以兒童特有的天真視角與口語化語言，塑造了機智勇敢的雨來形象。作品中還鄉河的自然景觀描寫，既展現了冀中平原的地域特色，又成為烘托人物性格的重要元素。

《小兵張嘎》被徐光耀反復修改十余稿，作品以幽默詼諧的筆調，刻畫了嘎子從調皮少年成長為革命戰士的過程。徐光耀將自己在冀中根據地的見聞與感悟融入其中，使故事充滿生活氣息與真實感。《小兵張嘎》的傳播過程展現了北京作為文化中心的獨特優勢。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北京晚報》予以連載，使其迅速風靡京城。隨后通過電影的上映，在全國掀起“嘎子熱”。這種文學與影視的聯動效應，使“嘎子”從紙質文本躍入大眾的文化記憶。

白洋淀里搏擊波浪的嘎子、蘆花飄飛中的雨來，共同構筑了抗戰文學中的“少年英雄譜系”。這些形象突破了傳統英雄的完美模板，雨來的頑皮、嘎子的倔強，賦予了人物真實的人性光輝。管樺曾說過：“抗戰時期，全國無論是成年人還是少年兒童，或者男人和婦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同仇敵愾，不僅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也使我們中華民族得以重生。我應當憑自己的良心，帶著一種崇敬的心情，描寫那個時代兒童團員的愛國精神，教育下一代，這是我創作小說《小英雄雨來》的目的。”徐光耀曾說：“他們抱著崇高的理想去犧牲，犧牲后留下個名字的愿望都沒有。”正是這種對平凡英雄的深切理解，以及作家自身在歷史洪流中的沉浮體驗，為作品注入有骨有肉的靈魂。

《小英雄雨來》與《小兵張嘎》的誕生，正值新中國文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它們不僅是對抗戰歷史的藝術再現，更是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教材。兩部作品均突破了當時抗戰文學的敘事模式，以兒童為主角，將殘酷的戰爭與童真童趣相結合，開創了兒童抗戰文學的新范式。它們不僅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還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向世界展現了中國人民不屈的抗戰精神。

在今天，當我們重讀這兩部經典時，依然能感受到字里行間流淌的熱血與激情。它們不僅是文學史上的瑰寶，更是記錄中國人民抗戰精神的不朽豐碑。

當一代代少年為堵煙囪的嘎子發笑，為雨來潛入河底的機智喝彩，那些烽火歲月便在書本中復活。這些誕生于北京的抗戰經典證明：真正的文學能超越時代困境，將歷史傷痛淬煉為照亮未來的精神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