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海傳》通過堪輿、縱橫之術，仰觀天象、朝堂，俯察地理、民間，開辟了一條古裝權謀劇的新路徑。左圖與上圖分別為劇中肖戰(zhàn)飾演的藏海、黃覺飾演的平津侯。

近日，由鄭曉龍、曹譯文執(zhí)導、肖戰(zhàn)主演的《藏海傳》在海內外熱播。該劇包含復仇、權謀、懸疑、堪輿、營造等元素，伏脈千里、攝人心魄。

鄭導為何折返古裝劇，以《盜墓筆記》中的虛構人物汪藏海為原型來為之“作傳”？十四年前，由其執(zhí)導的《甄嬛傳》已充分展示野心。這并非單純的宮斗劇，片頭曲所用溫庭筠《菩薩蠻》在解釋史上被認為寄托屈原《離騷》之意，喻示雖有進而輔佐王者的才智、退而重修初服的操守，卻不斷遭遇饞謗、離間。甄嬛回宮，意味著對屈原之死命運的逆反，但在她以權謀手段結果罪惡根源的同時，卻也失去了“本初”。

《藏海傳》則通過堪輿、縱橫之術，仰觀天象、朝堂，俯察地理、民間，開辟了一條古裝權謀劇的新路徑：與《瑯琊榜》那種成熟復仇者迅速進入權力中心成為算無遺策的執(zhí)棋手，或者《大明王朝1566》那種全程聚焦朝堂博弈不同，《藏海傳》主角藏海沒有俯瞰棋局的上帝視角和呼風喚雨的貴顯身份，而是因為具有尋找“癸璽”的能力被選為棋子，從底層出發(fā)，艱難謀權，不免因觀察視角有限、人性認知不足出現(xiàn)紕漏、失誤。在以棋子身份主動入局后，他利用人性特點打破各方勢力平衡，逐步找到幕后的執(zhí)棋手。但在扭轉局勢，以權謀結束權謀之后，是對徒有權謀之術的徹底反思。

以復仇寫興亡：政治的復雜性與可能性

《藏海傳》定檔預告片開篇所配昆曲為明嘉靖時梁辰魚所作《浣紗記·打圍》中的《醉太平》，為全片定下基調。《浣紗記》講述伍員吳市吹簫、破郢鞭仇，吳王夫差興兵伐越、以報父仇，越王勾踐臥薪嘗膽、伺機復仇等復仇故事，實為彰顯吳王、越王兩種政治品性。《打圍》是其中的關鍵轉折，此時吳王不理國事，將“不失君臣夫婦之儀”的越王放虎歸山。

而《藏海傳》同樣體現(xiàn)兩種政治品性。

帝后合葬、工匠殉葬、皇陵出水、中州洪災、生人配殤等問題，無不體現(xiàn)虛構的大雍朝綱不振、禮法廢弛，人才凋零、百姓凄苦。由于皇帝沉迷木工，長期廢朝，即便內閣首輔石一平艱難平衡，也無法阻止內閣次輔趙秉文與武將之首平津侯莊蘆隱、宦官之首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曹靜賢把持朝政。趙、莊、曹三人，為追逐象征神秘權力的“癸璽”之物，從結盟勾結到反目成仇。

其中，幕后執(zhí)棋手趙秉文是一位具有“馬基雅維利主義”氣質的政治家。雖然憤世嫉俗、胸懷抱負，卻為達成目的，外示仁柔、內懷奸詭，不惜掙脫一切道德韁繩，采用操縱利用而令人恐懼的政治手腕。眉批過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拿破侖曾嘆惜“約瑟夫太善良了，因此成不了大事”，類似臺詞在《藏海傳》反派口中出現(xiàn)，恐怕的確有所參照。

而藏海這邊體現(xiàn)另一種政治品性。第一集蒯家滅門之際，已細膩表現(xiàn)其“不失君臣夫婦之儀”的家門風范：蒯鐸徒弟狗剩寧替稚奴（后化身為藏海）而死、其妻信任且成全丈夫忠義之志、蒯鐸本人亦以站立自戕的氣節(jié)守護使命與兒子。隨后幾集中，其徒弟觀風愿畢此生、復師之仇，其副官姬群正直耿介、舍己救人。蒯鐸名字來源“木鐸”含有教化、警示之意，他的有情有義，奠定了藏海的復仇底色。

臨近結局的幾集，也與過往權謀劇的敘事重點不同。在解釋“癸璽”、對抗趙秉文過程中，細膩展現(xiàn)藏海這邊師徒、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從而與迷失在權力欲望中殘酷無情的大雍君臣形成對照，還將后者眼中賤如草芥的蒯家14口人，在藏海幻夢中悉數(shù)“復活”，面目清晰地出現(xiàn)在觀眾跟前。這一處理方式，體現(xiàn)該劇在兩種政治品性之間作出的抉擇。

就人性寫權謀：命運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藏海傳》的權謀與過往不太一樣的地方在于對人性的極大關注，從百姓、幕僚、中層官吏到朝廷命官、皇室成員、皇帝本人，各類人性都有巧妙的刻畫和準確的表達。

前20集，藏海的每次躊躇滿志都遭逢意外，表面上體現(xiàn)其初出茅廬、謀略未遠，實則深刻批判乖于常人的惡人思維、背于常理的官場邏輯。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那些無端卷入的百姓、遭受排擠的小官，未在沉重苦難中泯滅良知，真誠憐惜藏海的品行、才干與青春，在危機關頭拼死將其托舉起來，使之成為可能改變世道的“后人”。

權謀劇向有強大的“主角光環(huán)”，但藏海的艱難過關、偶然幸存，并不取決于某種隱藏的貴顯身份。其助力因素分為兩類性質，一是出于算計利用的“助力”，一是以真心換來的真心相助。

當藏海逐漸認識人性的復雜性后，后20集的復仇計劃，便基于不同人性及其需求而施展開來。

前期委身于平津侯府，知其只為莊氏利益，便可拋妻棄子、縱容妻兒手下違背國家禮法，于是利用其猜忌殘暴之性、光復莊氏之心，除去其三大幕僚、離間其夫婦、利用其二子，為謀權復仇廓清道路，最后亦借其違背國家禮法將其徹底終結。

莊家的命運結局似乎都有跡可循，顯示天道好還、報應不爽的命運觀：莊蘆隱誤以為蒯鐸身藏“癸璽”，親手滅其滿門，而后自己亦因被誤導身藏“癸璽”，差點被滅滿門；莊蘆隱曾向大兒子莊之甫表示，背離于他、于他無用的幕僚，可剜去髕骨，然而受宦官之首曹靜賢威脅驅使而背叛父親的莊之甫，亦因無用而被打斷雙膝；莊蘆隱默許現(xiàn)任正妻蔣襄毒害主動退妻為妾的沈宛，得知真相后的沈宛之子莊之行，亦默許向父親尋仇的藏海接近父親……

雖然《藏海傳》設計的人物命運結局，基本都體現(xiàn)因果報應，但其過程、理由往往出其不意，并未陷入套路化敘事。其中，曹靜賢以莊蘆隱妻兒性命相要挾向其逼要“癸璽”、莊蘆隱在莊之行面前自戕以謀莊家后路的兩幕，可與第一場蒯家滅門之際的“不失君臣夫婦之儀”形成對照，令人拍案叫絕。

藏海本人，有更復雜的人性與不可知的命運。他所選擇的每一步都以命相搏，不斷接近夙愿的同時，卻也不斷背離父親臨終所囑“活下去”的希望。但正如朱子所說：“無違于理，非從親之令即為孝”，藏海還是選擇了父親那條避免“癸璽”禍害蒼生的冒險之路。

劇中有兩幕監(jiān)獄對話在鏡頭語言上富有深意。一是獄中藏海與獄外平津侯幕僚褚懷明的對話，畫面呈現(xiàn)卻是：懲奸除惡、憂時傷民的藏海猶在獄外，身處光明；嫉賢妒能、背信棄義的褚懷明猶在獄內，身處陰暗，這是二者人性與命運的寫照。二是獄中平津侯與獄外藏海的對話，此刻畫面中，藏海也如同深陷仇恨的牢籠，他此生念念不忘的滅門之事，若非“癸璽”之故，早為仇人遺忘。

藏海在準備入朝為官，立于車馬之前時，想起父親的話：“一旦上了馬車，就下不來了”，僅僅猶豫片刻，他便毅然踏上馬車，開啟未可預期的道路：屠龍者如何不成為惡龍？從結局來看，藏海因善良底色未成為惡龍，而他親手培養(yǎng)出來的，類似自己這般命運的仇人之子莊之行，卻因品性不同，而成長為另一個“平津侯”。

借故實寫小傳：典籍依據(jù)與細節(jié)暗示

《藏海傳》雖為虛構，卻有明朝，尤其明中后期的影子。相關歷史背景及名物細節(jié)已有不少討論，與劇情相關聯(lián)的律法知識，如明律禁止陰陽術士向官員妄言禍福，但依經推算星命、卜課不在禁限等亦有專家普及。

在此可稍作補充。藏海入京處理的帝后合葬一事，或參考明憲宗生母周貴妃、嫡母錢皇后誰可祔葬英宗、袝享太廟的問題。擔心臨淄王借喪禮入京，也有歷史依據(jù)。如弘治十七年三月，英宗貴妃、憲宗生母周氏崩，所頒遺詔便提到：“崇王等王及諸宗室親王各守藩屏，免赴喪，但遣人進香，在外文武衙門并免進香。”

該劇故事取材不限于明代，如平津侯府三幕僚在枕樓利用歌女脅迫藏海的橋段，依據(jù)《世說新語》石崇勸酒斬美人。藏海進入侯府成為第一幕僚后，發(fā)現(xiàn)父親藏在劉咸墓中的精密殺人武器青銅匣及石刻提示：“圣人之道，一言以蔽之曰‘衡’”，并將青銅匣帶回居所，藏入牌匾“青君士衡”之后。牌匾文字出自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

這對藏海的品性、命運有所暗示。而且，陶淵明記載了名士孟嘉與權臣桓溫的微妙關系，桓溫曾對孟嘉說：“人不能無勢，我乃能駕馭卿。”劇中平津侯也曾對藏海說過類似的話。由此細節(jié)，可窺劇組用心。

《藏海傳》穿插的戲曲與劇情的配合也是一大亮點，除了已有諸多解讀的第27集之外，還有第13—14集中的兩首，一首是元末高明《琵琶記》第三十八出《張公遇使·虞美人》，戲中張?zhí)鞘苴w五娘之托的義士，暗伏劇中為藏海守護身世秘密的管家等人也是受人所托的義士。曹靜賢義子陸燼在距離他一墻之隔的地方被成功暗殺，此時曹靜賢正唱《浣紗記·寄子》中的《勝如花》，暗伏父子相離，其子投入河中，似浮萍無蒂。

總體來說，該劇制作精良，在權謀方面打破了過往的許多套路。不過，因為戲中戲和煙霧彈較多，直接的提示、解說較少，所埋下的伏筆、埋下的破綻，可能在十集開外，甚至到大結局才有照應。這固然增加了討論度，但對習慣了直給方式的觀眾來說也是一場耐心的考驗，容易在未看明白的情況下，形成“劇情不夠嚴謹”“計謀不夠高明”的印象。部分情節(jié)有些難以服眾，如莊之行短暫苦練便能與未苦練的伙伴一起奪得步馬球魁首。如能再打磨、凝練臺詞，打造更多雅俗共賞的警句，該劇品質將更上一層樓。

在短劇盛行的年代，能夠不靠超快節(jié)奏吸引觀眾的長劇，實在是不多了。事實證明，只要主創(chuàng)團隊用心做劇，觀眾一定會站在你這邊，無論長短。

（陳慧 作者為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