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號敬齋，余干縣梅港人。他一生淡泊自處，自甘寂寞，遠離官場，絕意仕進，致力教育，從教20余年，先后在余干縣創辦了南谷、禮吾、碧峰等書院，兩次出任廬山白鹿洞書院院長，重建了白鹿洞書院的各項制度，制定了影響深遠的《續白鹿洞學規》，被稱為“明代醇儒”。萬歷十三年（1585），胡居仁去世百年之后，被朝廷詔令從祀孔廟。從祀孔廟是古代學者的最高榮耀，整個明代能夠享此殊榮的只有胡居仁、薛瑄、陳獻章、王陽明四位學者，可見胡居仁的人品與學術地位之高。

胡居仁從小天資聰明，過目成誦，久而不忘，是有名的“神童”。當地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兩人閑聊，適逢胡居仁經過，其一指著胡居仁說：“此兒神童也。”另一個鄙夷地笑著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胡居仁聽了，當即回敬道：“想公小時，必了了焉！”頓時，羞得那人無地自容。

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21歲的胡居仁來到撫州崇仁縣，拜崇仁學派創始人吳與弼為師。受吳與弼的影響，胡居仁放棄了為科舉考試的記誦詞章之學，絕意科舉仕途，而專心于程朱學說，立志成圣成賢。離開吳與弼之后，胡居仁回到家鄉，在余干先后創辦了禮吾書舍、南谷書院，開始了講學授徒、教書育人之路。因他治學嚴謹，教導有方，四方學子慕名從學者日益不絕。

成化四年（1468），胡居仁擔任白鹿洞書院的院長，主持白鹿洞書院講學。成化十六年（1480），胡居仁再次入主白鹿洞書院。胡居仁兩次出任白鹿洞書院院長，是他一生學術生涯的高峰。胡居仁入主白鹿洞書院后，廣羅賢俊，倡導士風，培養士習，在講學之余，還制定了《續白鹿洞學規》六條。這是繼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后影響最大的白鹿洞書院的學規。

胡居仁多次會講于弋陽龜峰、余干之應天寺，開明代會講之先河。胡居仁與婁諒等人創立的“余干之學”這一學派，是當時名聞于時的一大理學門派，把程朱理說向著專講心性道德、追求士大夫道德人格的方向發展，不再致力于對宇宙本體的探討和龐大思想體系的建立，而是重視“為己”之學，追求個人道德的完美，心靈的富足，努力把理學家們成圣成賢的人格修養理論變為個人的道德實踐，篤志力行，表現出注重思考、重視道德踐履的傾向，躬行踐履成為“余干之學”普遍奉行的方向。

胡居仁是明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認為讀書首先要有正確的目標和志向，教導學生要“學以為己，勿求人知”，學習是為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成為圣賢，而不是為謀取功名利祿。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讀書要持之以恒，要有毅力與恒心；讀書更要強調躬行實踐，篤志力行。他總結出的讀書 “立志”“漸進”“恒心”“踐行”八字要訣，對當今的教育、讀書仍有積極的啟示作用。

胡居仁以高尚的品格和操守，成為明初“道學”學者之典范，以其正直的人品和高尚的道德修養受到晚明學者的普遍尊崇。《明史·胡居仁傳》贊譽他：“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認為“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為最”，是明初恪守朱學最醇的學者，被稱為“明代醇儒”。明代萬歷十三年（1585），在他逝世百年之后，胡居仁被從祀孔廟，并追謚“文敬”，享受到了封建時代一個儒家學者的最高禮遇。清代蔡文勤更稱譽胡居仁為一代儒宗，評價他：“敬齋先生一布衣耳，巋然獨立，蔚為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代。”

胡居仁留下了《居業錄》和《胡敬齋文集》等著作。《居業錄》是胡居仁講學時留下的語錄，共八卷，一千一百九十九條。《居業錄》被視為道學正宗，受到眾多學者的高度評價。明代楊畏軒在《居業錄序》中評價該書：“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對其褒崇有加，評價道：“所著《居業錄》，至今稱道學正宗。”

                                                                                          （記者 操園官）